创业铁三角

基因治疗已成大势所趋

杜雨——

确实，我之前在红杉投资的时候，很多医药组的同事也都是科学家出身，他们在做投资的期间也会发表论文，包括继续做科研工作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科是产学研联动非常高效的学科，您的这段分享对很多正在读书的同学肯定有所帮助。

另外，我也关注了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是颁给了mRNA疫苗，这个是不是和咱们有一些共同点，都应该属于泛基因治疗领域，您当时是怎么想到用基因治疗的方法进行渐冻症研究？这会是未来医疗领域的新趋势吗？

郭炜——

是的，基因治疗确实是这些年的研究热点，但我们不是为了追逐热点，而是因为这个研究方向确实得到了很大的突破。基因治疗的概念是非常广泛的，其中也包括细胞治疗。细胞治疗也是一种体外的基因治疗方法，需要给体外细胞做一些基因编辑后再把细胞回输进去，像以前的细胞治疗，只是把人体细胞取出来进行培养后再回输，现在这种单纯的细胞治疗越来越少，所以细胞治疗也属于基因治疗；体内的基因治疗从狭义上讲就是把DNA直接输送到一个人体内，或者改变其DNA，当然在广义上还包括更多。

为什么我们会把基因治疗和渐冻症联系在一起，因为这种方法在针对基因突变相关疾病时有很大优势。比如说我哪个正常的基因出现损坏，我就补回去一个正常的基因，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方式，但在以前实现起来特别困难，把正常基因回输人体一直面临很多技术障碍。而最近几年大家已经成功通过一些病毒载体实现大规模的基因导入，例如眼科和神经系统，都是最早成功实现基因治疗的领域。我们现在做的渐冻症及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都属于慢性病，这类疾病患者有些属于遗传突变，大概10%的渐冻症患者是家族性基因突变的，基因治疗是最有针对性的，而且一次治疗长期有效。目前我们主要用狭义上的基因治疗方案，就是把人的正常基因导入替换受损基因，相比之前小分子药物或者蛋白药物，这种方案经常表现出更好的疗效，这是我们选择这个方向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。

在我国从事神经系统基因治疗的团队很少，我们是从前年开始涉足这个领域，当时国内真正做神经系统基因治疗的人非常少，市场需求大，是个很好的切入时机，综合考虑技术和市场两方面因素，我们才最终决定创业。

杜雨——

听下来我们和很多创业公司类似，就是在最初的时候观察到技术突破，在此基础上勇敢地选择了一个创业的无人区，我非常好奇的是，在这种先锋式探索的道路上，您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

郭炜——

从21年创业到现在大概两年时间内，我们整体发展还是相对顺利的，但公司开业后正好处在中国生物医药投资的谷底，整个大环境不太好，这是我们从成立到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发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对自己的管线也是非常有信心的。相比传统的小分子药物和大分子药物，基因治疗更创新的疗法，开发周期更短，打个比方正常的小分子或者是大分子药物研发，开发周期往往在十年左右，基因治疗则差不多七八年，甚至更短，所以这个领域本身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。只是受外界投融资环境的影响，发展速度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。

杜雨——

我非常理解您，融资对企业的影响非常直接，很多时候我们的难题不是团队或者技术。创业本质上是商业行为，我们常说兵马未动、粮草先行，资金就像是粮草，在不充裕的情况下对整个部队的行进速度是有影响的。

我也很欣慰的是在整个融资环境收紧的情况下，我们团队在两年时间内布局了很多管线和专利，成为国内这个领域的先行者，可圈可点。所以我觉得随着宏观环境的回暖，咱们公司一定能非常快地跟上发展的节奏，或者说成为引领发展节奏的企业。

所有的投资都是有周期的，但周期也意味着起伏，不会永远高歌猛进。我对咱们团队非常有信心，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到咱们公司。

您刚才也提到，基因治疗领域的药物研发比传统的药物研发周期更短、速度更快，这是因为药物属性的变化，还是试用了类似人工智能技术导致的，AI在我们领域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？能否帮我们提高药物研发的效率？

郭炜——

您刚才提到了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为什么基因治疗的研发周期更短，因为基因治疗是明确基因突变的靶点针对性治疗，所以能够大大缩短前期的研发工作。当然我们第一个管线并不是针对特定基因突变的渐冻症，而是针对所有的渐冻症患者，这主要是归功于我们的贾怡昌教授近十年的科研积累，我们发现了新的保护性基因，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患者。早期工作在清华已经完成了，在此基础上只要我们验证靶点，就能提升早期研发的效率，因此周期相较于小分子或大分子药物的开发大大缩短。

另外一点，现在的基因治疗主要集中在一些罕见病，或者是一些明确的基因突变病，对于临床的需求相对没有那么严格，必须经过完整的一到三期临床试验。我打个比方，渐冻症很多情况下只需要一期或者两期的试验，通过100例左右的患者验证疗效和安全性后就能成功上市。加之基因治疗本身也见效很快，这也进一步缩短了基因治疗的药物研发周期。

此外，我们公司前期有非常良好的科研积累，在技术方面积累得也非常成熟，对神经疾病也有独到的理解，这些共同支撑了我们的药物研发。

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提的AI与生物科技的联系，基因治疗领域需要我们对人类基因进行透彻的分析和研究，利用AI技术对生物信息学完成分析，能够加快速度和效率；其次在产品开发中，比如序列的设计、预测，病毒载体的筛选，以及安全性检测上都会采用AI手段。虽然我们不是主要进行AI辅助药物开发的企业，但AI对我们的帮助也非常大，未来也会更多结合AI技术帮助基因治疗的药物开发。

“路是自己走出来的”

杜雨——

之前我们也和很多创业者交流过，发现AI在生物医药领域已经成了必需品，后面可能拓展其他维度布局下一步竞争重点。我一直很好奇咱们这种药物研发的公司，在初创阶段团队规模和结构是什么样的？研发人员和职能人员的比例大概如何？

郭炜——

目前，我们第一个管线已经进入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阶段（即IIT研究，指不需要药监局批准，只要医院通过医学伦理审查的临床试验）。我们公司绝大多数人员都集中在研发部门，包含了早期药理药效的探索，以及临床前到临床多个阶段，如果单从业务划分看，百分之七八十的员工都是研发相关。其他人员都属于支持部门，包括财务、行政各个方面，大概占了不到20%。当然融资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，没有很多财务工作，所以CEO和财务人员的主要精力目前都在融资环节。

杜雨——

明白，如果今天有更多年轻人想加入神济昌华的话，大概率大部分是生物医药专业的学生，从您的角度来看，在招聘新人的话，您更看重哪些方面？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咱们团队？

郭炜——

因为我们从事的基因治疗比较特殊，相较一般生物大分子药物研发还要更接近生物学，因此，我们对专业没有太大要求，只要是跟生命科学有一定关系的专业都可以。

我觉得从学校毕业到踏入职场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是否设立清晰的目标，以及是否对自己的成长拥有强烈的内驱力。只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所要求，才能主动学习职场的技能，进而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选择权。

杜雨——

很多时候人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，主要在于我们对自己未来的态度和要求。讲到这里，我还有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，五年后郭总觉得咱们公司跟现在相比会有哪些不同？

郭炜——

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发展了两年，五年后其实就是第七年，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生物医药公司而言，七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段，关乎公司能不能真正获得成功。一般来讲六到七年之后，一个公司可能就要面临要么被收购，要么自己IPO的阶段，或者是完全失败。所以我认为五年后，公司可能已经从一个生物科技公司变成生物制药公司，通过我们的技术往前推进一两个管线的研发，直到药物成功上市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不断扩充管线，完善公司架构，包括组建市场销售部门等，几方面共同发力让公司更成熟，发展得更好。

杜雨——

创业和人的成长是一样的，前几年都是非常关键的打基础阶段，也经历着非常多的变化。如果能有机会加入并和公司一同成长也是非常不错的事情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也是每次访谈的固定环节，在您的成长过程中，您认为对您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？

郭炜——

我在科研工作过程中看得更多的都是专业性的书，比如说看文献之类的。平时在工作之余可能会看一些消遣性质的书，大部分出于非常放松的心态进行阅读，所以从书的角度而言，可能说不出哪本书对我的人生观、世界观产生了很大影响，对我影响最大的反而是成长中的一些人。

杜雨——

那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呢？

郭炜——

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特色是能充分学习周围最优秀的人的品质。可能因为我们是做科研的，在阅读方面，会习惯性地抱有一种怀疑和探索的态度。但跟人的接触就有很大不同，因为会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，从周围的老师、朋友身上学习的品质也能更直接影响我们自身的言行。

我人生当中每一个阶段，都需要感谢一些对我有非常重要影响的人。比如说我的研究生导师对我的影响就非常大，也就是现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教授，他是一位非常严谨博学的科学家，在教导学生方面也非常优秀，在他的影响下我从一个科研小白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科研工作者。还有我们上海神经所的蒲慕明先生，以及我的博士后导师、清华药学院团队的带头人鲁白教授等等。在他们身上我既学到了如何做科研，也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，能够从最初的基础研究转移到产业界，离不开他们潜移默化的教导和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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